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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清旌德刻工考略(二)

2018-03-10 23:03:08 编辑:徐厚冰见闻 阅读:6750 栏目:娱报

《宣城历史文化研究》微信版第252期

明清旌德刻工考略

方光华

旌德刻工三姓:刘、汤、鲍

在披阅史料的过程中,不难发现,旌德刻工以汤、刘、鲍三姓居多。这与手工业的家族传承有着密切关系。

刘姓族居地在旌德十二都乔亭村(今属蔡家桥镇),宋代就有刻工。明万历以后有名有姓的有刘邦瀛、刘邦承。

刘光信万历三十一年(1603)在金华刻双桂堂本《顾氏画谱》、顾炳《历代名公画谱》(四卷)。刘荣与汤尚、汤义合刻顺治六年本《离骚图》《太平山水图》,刘荣还刻万历本《凤凰山图》。

刘荣等刻《太平山水图》

刘国惠和刘仲佳于万历四十二年(1614)刻章达、卢谦编的《五经图》一卷,图文绘刻精妙。

刘英之泰昌元年(1620)刻程开祜的《筹辽硕画》四十六卷附一卷;刘权(字伯衡)天启五年(1625)刻《春秋左传标释》三十卷,写工长洲金麟;刘文华祟祯十六年(1643)刻钱谦益《牧斋初学集》一百一十卷《目录》二卷(瞿式梠刊本);刘大德万历间刻《重校十元端巧合红蕖记》二卷,陈大来继志斋本,新安何宠绘图。

刘光旸和李再祯于万历四十年(1612)刻李之藻的《天学初函》五十二卷。

关于刘光旸地方志书倒是有一些轶事记载。

刘光旸不仅能写能刻能印,还擅长书法字画和文物彝鼎的鉴别。嘉庆《宁国府志》记:“光旸字雨若,性聪慧。凡先代宝器及历朝名贤字画真赝,皆能辨识。工篆刻,清顺治初,尚书冯谧招之进京,令镌《快雪堂法贴》,进呈称旨,被召见”。召见时,顺治皇帝拿两幅王羲之墨迹试其才智,结果一真一伪,立判无误。随后鉴别域外进贡的金炉,立判为某朝某年乳母进献某太子饮乳御器。皇帝十分惊喜,赐号“古董”,并“授以鸿胪寺序班”。康熙十六年(1677),刻《翰香馆法书》丛贴,以其书斋“翰香馆”为名,由钟繇、王羲之、董其昌等二十八家八十二件作品集成。他的族子刘玉标亦工篆刻,临清汪灏在《倚云阁集》中为他写下《赠剞士歌》一诗。像刘光旸这样以刻技和造诣,由刻工混上一个小京官,被记载在文献里,全国罕见。

刘光旸摩《快雪堂法书》

刘廷爵嘉庆二十五年(1820)刻《宁国府志》;刘君裕刻《忠义水浒传》插图;刘御李清康熙间刻徐士业《百家姓考略》一卷。

刘廷爵刻嘉庆《宁国府志》

聚族居住在旌德城北二十余里十四都汤村(今属蔡家桥镇)的汤氏族人,操持刻书业二百多年历史,很多人家几代人都是刻工。

汤维新祟祯三年(1630)于吴门刻沈佳胤《翰海》十二卷。

汤复(字用先),清顺治二年(1645)刻萧云从《离骚图》八卷。后有人增绘九十一图,计一百五十五图,编入《四库全书》。这位汤复先生以其作品精绝,那个时代就在书中印上广告价目单:“枣板绣梓,刷印无多,今包刻价纹银壹钱伍分,纸选精洁者每部贰钱柒分伍厘,用上品墨屑并刷工馈柒分伍厘,共纹银伍钱,今发兑每部壹两,为不二何也,装订处增加贰钱。”很显然,汤复属于刻工中的大腕。

汤复等刻《离骚图》

汤尚、汤义、刘荣,清顺治五年(1648)刊刻著名画家萧云从《太平山水图》《太平二书》十二卷。作品表现出来的细腻舒展的线条、疏密缓急的流水、井然有序的村落、错综起伏的山峦、音容生动的人物,无不刻画入微,轻重得宜,浓淡有味。汤尚的《吴波亭图》铁笔刻线,细致流畅,运用不同的刀法对繁密的山石、树木花草、行云流水一一雕镂,轻重缓疾掌握得恰到好处,无一错乱。汤义刻的《灵山图》、刘荣刻的《青山图》均技艺高超,绘刻双美。著名收藏家郑振铎对《太平山水图》极为赞扬:“图凡四十三幅,无一不具深远之趣,或萧疏如云林;或谨严如小李将军;或凡花怒放,大道骋驰;或浪卷云舒,烟笼渺渺;或田园历历如毡绞,山峰耸叠似岛屿;或作危岩惊险之势;或写乡野恬静之态,大抵诸家山水画作风,无不毕于斯,可谓集大成之作矣。”《太平山水图》对当时和后世尤其是版画界影响深远。

汤达甫顺治十二年至十七年(1655-1660)在湖州刻庄廷鑨《明书》,印工旌德李祥甫。汤廷昊(字素玉)康熙十四年(1675)刻《消灾延寿药师忏法》三卷。汤文光刻道光年间《徽州府志》图。汤能臣康熙十八年(1679)、二十五年(1686)两度刻闵麟嗣《黄山志定本》七卷图一卷(萧晨绘图),十七年刻汪士鋐《黄山志续集》八卷图一卷(释雪庄绘图),三十二年(1693)刻《(康熙)休宁县志》八卷图一卷(陈邦华绘图)。汤郁文刻《九华纪胜》三十二卷,道光元年(1821)梅缘书屋刊本。汤汉章、李金钊道光十年(1830)刻清程文圃《医述》七种十六卷。汤美林道光十二年(1832)刻赵绍祖《泾川丛书》二集四十五种。汤辅臣道光七年(1827)书刻(写工兼刻工)《祁门县志》三十六卷。汤湘甫、汤瑞庭同治六年(1867)刻余照《经古轩诗韵》八卷。汤明休光绪十三年(1887)刻乔笙巢辑《宋六十一家词选》十三卷。汤信穗光绪二十七年(1903)刻九华陈蔚辑《齐山岩洞志》二十六卷首一卷(刘世珩唐石簃刻本)、《齐山南面图》。

汤能臣刻《黄山志》图

汤炳南寓居南京,既是刻工,又是印工,摆印元鲜于枢的《困学斋杂录》一卷。他经营书坊,不但雕版印书,而且极力推广活字印刷,上至经史子集,下至民间文学小说、戏曲唱本、杂谈传奇、神话故事等应有尽有,成为当时出版中心金陵乃至苏常、吴兴、杭州一带有影响的大书贾。

刘、汤之外,旌德九都合锦(今属俞村镇)鲍姓刻工,同样名振业内。

鲍守业(约1625~1705),字承勋。擅长雕刻人物,刻有长洲钱谷绘图本《杂剧新编》。顺治八年(1651)刻《过去庄严劫千佛》《博古页子》(陈洪绶绘图,与歙县黄子立合刻于杭州),顺治中刻邹式金辑《杂剧三集》三十四种(一名《杂剧新编》,吴门钱谷绘图)。顺治末年,奉召进京镌刻御像,名重一时。康熙三十八年(1699),刻明岳端撰《扬州梦》二卷,插图二十四幅(吴门顾士奇绘图);康熙间刻元陈坚《太上感应篇图说》一卷《附录》一卷、《怀嵩堂赠言》(吴门汪璡绘图)、汪琬《钝翁类稿》一百十八卷。与同邑鲍天锡同刻吴门顾云臣画文喜堂本《秦月楼传奇》等书插图。所镌刻《华藏庄严世界海图》及雍正五年与鲍昌胤合刻《诸神礼佛图》,刻工纤细(作品现陈列北京法源寺,原雕刻木板现藏南京博物院)。

鲍守业父子刻《秦月楼传奇》,以刀代笔,充分运用阴刻与阳刻,加强线条的变化来丰富画面表现力,刻线纤细精美,运刀纯熟自如,密而不碎,稀而不空,线条刚柔轻重、疾速转换的技巧,都可以在其纹线上看出来。《秦月楼传奇》插图刻技之精,被称为清初徽派版画代表作品之一。郑振铎在《中国版画史图录》中说:“旌邑鲍承勋为清初之镌图名手,所镌有《秦月楼》及《杂剧新编》之插图等,此书尤为罕见,故收入焉……可见当时承勋声势之浩大”。他认为鲍承勋、鲍天锡(一说为承勋子),都是旌德刻工高手,其技艺可与徽州版画刻之魁首歙县虬村黄氏相媲美,并论定“承勋为徽派版画之殿军,实刻于苏州,为苏州版画之佼佼者,中国版画至康熙间犹方兴未艾,乃因鲍承勋、朱圭等名家出,使苏派版画崛起,有相帅领先之势”。

鲍承勋儿子鲍野闻康熙间刻王士禛《渔洋山人精华录》十卷(林佶写)、洪昇《长生殿传奇》二卷、陈廷敬《午亭文编》五十卷(林佶写)。

除此之外,旌德其他诸姓刻工,同样身怀绝技。

李光远,万历间刻袁宏道《瓶花斋集》十卷、《敝箧集》二卷、《解脱集》二卷。

饶焕寀天启初刻《御制无量寿福经》一卷。

李予怀,侨居苏州,善镌刻书法,尤其名家墨迹。

洪心之,参与刻万历四十二年本《医便》。

周希亨、周希瑾明祟祯十六年(1643)刻顾炎武《音学五书》(符山堂刻本)。

郭卓然,刻崇祯年间剑哨阁叶敬池本《醒世恒言》《警世通言》《西楼梦传奇》《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》《水浒传》,崇祯金陵玉洛川重刊本《宣和遗事》。其《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》绘刻严谨,细腻精工,无论章法、表现技巧,还是刀刻手法熟练程度,都具有大家风范和徽派作风。

李金钊与汤汉章合刻道光十年本《医述》。

李符九康熙间刻释弘眉《黄山志》十卷。

朱旺村(今蔡家桥镇)人朱士标、朱长春,被誉为“铁笔超群”。

饶焕为经卷书刻多种扉页画。

程、孟氏合刻康熙八年本《茅山志》。

贺尚义刻《(康熙)祁门县志》八卷。李文韩咸丰十一年(1861)刻《陶渊明集》十卷(桐城徐氏仿宋巾箱本)。

刻书背后的艰辛

旌德刻工历史可上溯到宋,有七八百年的历史。若是从有名姓的刘、汤、鲍三姓家族看,历史同样不短。汤姓刻工从明末汤维新起,至清末汤明休止,前后达257年。刘姓刻工从明末刘光旸起,前后长达339年,刘光旸刻书,从明万历四十年起至清顺治初,前后30余年。而鲍承勋刻书活动,从顺治八年至康熙四十年。他们都是从青年至老年毕生于此,有的更是子孙相继此业。旌德毗邻徽州,除本地外,在江浙之地,两地刻工合作刻书相当平常,这在上文例子中不难看出。

旌德可考刻工宋、明、清总计不过六十余人,这只不过是存十一于千百而已,远非历史原貌。当时社会,刻工被视作“手民”,刻技被视作“雕虫小技”,无任何社会地位,文献少有记载。刻工在书籍版心下、序文及目录后,留下自己的名字,一是为计件取酬之凭证,二是表示自己的职责。由于典籍流传的艰难,或亡或毁,再加上刻工署名常有姓无名、有名无姓、简称、代称、谐音之例,且多无籍贯连署。一般在本地刻书不署籍贯,只有外地刻书时,偶有籍贯连署。这无疑给今天的刻工研究带来极大困难,人们只能在披沙拣金的情况下,略知梗概。

说到底,刻工就是普通的匠人,都得为养家糊口而奔波。除了本地本省,多数人活动于江浙之间,生活困苦。清康熙十一年(1672),年届六十仍然无子的刘永日,在吴门(今苏州)为魏禧刻《魏叔子诗集》时,曾求魏为之作文以传,魏禧为之写下《奇劂氏刘永日六十寿序》,文“岁壬子(康熙十一年),予刻诗吴门,旌德刘永日实承其事焉”,“永日虽六十,奇劂精良,日从阊门外抵予馆舍,酷日风雨不辍,其气力精强,有非少年辈所不及”,“且吾闻永日兄弟六人,其父母生没之事,尝独立为之。又辄收业扶持其兄弟之孤,则亦为名之实也”。

除了生活艰苦之外,最可怕的是清代文字狱,刻工、印工,鬻书、购书、藏书者时有株连。顺治间旌德刻工汤达甫等十余人、印工李祥甫,因刻庄廷鑨《明书》,于康熙二年(1663)在杭州弼教坊被杀。临刑时,一刻工大哭道:“我上有八十老母,下有十八之妻,我死,妻必改嫁,母其谁养?”然而其言之惨,也感动不了统治者,“言毕就刑,其首滚至自门,忽然竖起。盖行刑之所,去家不远也”。一个为饥寒为驱的刻工、印工,他并不懂得书中有无“违碍”,辛勤的劳动,竟然遭人头落地的酷刑。清代文字狱的残酷,于此可见一斑。

虽然如此,绝然抹杀不了刻工、印工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卓越贡献。毫无疑问,明清旌德刻工成功扮演了那个时代文化和道德传承人的角色。

(作者系旌德县政协文史委主任,宣城市历史文化研究会理事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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